社會調查報告

時間：2024-08-14 02:46:04 調查報告

2017社會調查報告

　　引導語：調查報告是對某項工作、某個事件、某個問題，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后，將調查中收集到的材料加以系統整理，分析研究，以書面形式向組織和領導匯報調查情況的一種文書。下面小編將分享關于2017社會調查報告，歡迎閱讀!

2017社會調查報告

　　2017社會調查報告一

　　享有禮儀之邦尊稱的中華民族，無時無刻不在彰顯禮儀的魅力與價值。大到國家，小到個人，禮儀所折射出來的是文化修養和道德修養�？追蜃樱粚W禮，無以立。，這讓我們深知禮儀的重要性。它是人際交往的前提條件，是交際生活的鑰匙。普及和應用禮儀知識，是社會的需求。

　　調查目的

　　1.初步了解**市公眾禮儀狀況的情況及對基本禮儀的認識程度;

　　2.通過問卷調查，為論證禮儀教育的必要性提供可靠的數據;

　　3.客觀分析禮儀狀況，市場的需求是我們的根本出發點與最終目的。

　　調查局限

　　1.此次問卷調查由于受環境的限制及交通因素的影響，涉及面偏窄;

　　2.部分參與者并未從客觀出發，真實性減弱。

　　調查分析

　　這次關于市公眾禮儀狀況調查，初步了解該地區禮儀狀況，本次調查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調查過程中，接觸各行各業的領域，其受訪對象包括：教師、學生、醫生、農民、打工者、私營小部門等等。

　　據調查顯示：該地區公眾禮儀狀況整體良好，但反差明顯，有待提高。

　　從問題入手。在調查中，引人深思的現象很多。比如，問題在公車上你會主動讓座，統計選擇積極讓座約占56%，這個結果很不合格，著實令人失望。但奇怪的是這部分參與者，對其他問題的解答，卻尤為理智準確。結果看來，原因并不在個人，而是某些客觀情況。值得指出的是，調查顯示，參與者普遍認為，禮儀并非是一種可有可無的禮節，在現實生活中，禮儀有時候會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情緒、生活，或者事業。

　　就最后一道問答題，關于推進禮儀知識的教育，62%的參與者回答通過電視、報紙、廣播等媒體的宣傳，學習和陶冶禮儀素養;將近40%的參與者回答通過單位、學校的教育推廣;有的回答潛移默化地養成良好的禮儀習慣。當然，由于參與者在現實生活中的角色不一，所以答案豐富多彩，但一致的是的對禮儀傳播的百分百認可。這也跟更加肯定，任何社會的交際活動都離不開禮儀，而且人類越進步，人們也就越需要禮儀來調節社會生活。

　　從對象入手，由于來自參與者自身條件，如年齡、知識、社會地位等等區別，直接影響自己的.禮儀狀況。值得我們關注的便是打工者與大學生這兩類群體。比如，為了就業，為了工作，為了走上工作崗位后與領導、同事打交道，為了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為了盡快地適應社會生活等社會交往問題。各單位部門也是如此，為了完善管理機構，為了協調經營模式，為了贏取更多的利益

　　總之，形形色色的對象，從問卷中表露的目的不一，但最終要求卻是一樣，都得掌握好禮儀的基本常識。畢竟，禮儀是人際交往的前提條件，是交際生活的鑰匙。

　　針對此次調查可見，禮儀的重要性，它是我們價值生活的必須品。我們為學習禮儀上下而求索的行動，只因市場的需求。而如今的社會，在禮儀方面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所以，正處于學習階段的我們來說，對禮儀的認識應該更加的理智、明確，學會將自己打造成為一個市場急需的商品。

　　2017社會調查報告二

　　近幾年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不斷增加，醫患關系日趨緊張，社會各界對此類案件也高度關注，為此，《侵權責任法》中就設專章對此類案件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自《侵權責任法》施行以來，本院共受理兩起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其中一件已調解結案，另一件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審理中。從數據可知，本院轄區內的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為基層的醫療衛生機構治理的病例相對大醫院而言少且簡單，因而發生醫療事故的幾率也相對較低。

　　該類案件的特點是審理周期長、處理難度大，訴訟時雙方常會發生沖突、哄鬧等現象，調解難度大，且普遍存在著一個主要難點：鑒定問題。由于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大多涉及醫療領域的專業知識，其高度專業性和復雜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認知水平，因而，在審理該類案件時，鑒定結論成為影響案件事實的具有杠桿作用的重要證據，醫療損害鑒定的公正性、科學性也成為當事人雙方關注、爭議的焦點。但目前，我國的醫療鑒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國醫療損害鑒定制度的現狀

　　醫療損害鑒定的二元平行機制。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涉及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的鑒定方式主要有兩種：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和社會鑒定機構的醫療過錯鑒定。醫療事故鑒定由醫學會組織鑒定專家組進行，鑒定專家由雙方當事人在醫學會醫鑒辦工作人員的組織下在專家庫中隨機抽取，鑒定實行合議制，鑒定結論由鑒定組集體負責，鑒定人員不接受法庭質證。醫學會的鑒定專家庫充分吸納了醫學專業的權威，為鑒定的科學性提供了堅實的保證，但是，由于醫學會的性質，其與當地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有著緊密的聯系，甚至有些專家就是由衛生行政機關的人員兼任，而專家庫中的臨床醫學專家與被鑒定的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或多或少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具有一定的行業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質疑，難以被患者認同。醫療過錯鑒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依據職權或應當事人的請求，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對醫療損害結果與醫療機構有無過錯、因果關系等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是由果及因的鑒定，鑒定目的主要是確認人身損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療費用等，鑒定人個人對鑒定結論負責，其鑒定結論相對于醫療事故鑒定具有較強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人員不是從事臨床的醫學專家，其對醫療行為的風險性及醫務人員的`可預見性認識較少，對臨床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鑒定缺乏應有的科學性、權威性，因而難以保證鑒定的科學性。兩種鑒定方式對同一醫療行為難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從而導致鑒定結論存在差異，甚至完全不一樣。而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并沒有對這兩種鑒定方式的適用先后順序、證明效力等級等作出規定，也未規定當醫患雙方就同一糾紛提出不同的鑒定方式時該如何處理，兩種鑒定方式處于并存狀態。

　　二、二元化的鑒定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鑒定混亂，不利于糾紛的化解。顯而易見，醫療事故鑒定對于醫院方面而言更為有利，而患者一方則會更傾向于醫療過錯鑒定，出于不同的訴訟請求及趨利避害的心理，當事人雙方往往會要求選擇不同的鑒定方式，以達到自己所期望的醫療糾紛情形。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各地法院對此采取不同的做法：一、只做醫療事故鑒定，二、只做醫療過錯鑒定，三、兩種鑒定同時進行，四、先醫療事故鑒定，如果鑒定為不構成醫療事故，再進行醫療過錯鑒定。這種情況不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無論采取何種方式，都可能會讓未被法院采取的鑒定申請一方對將來的鑒定結論產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從，這樣不僅不利于案件糾紛的解決，反而可能會激化矛盾。

　　(二)延長審理周期，增加訴訟成本。由于當事人對鑒定結論的不信任、不認同，往往會提出要求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來進行抗辯，使得這類案件在審理過程中要經歷多次鑒定、重復鑒定，增加了當事人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對鑒定結論的采信難度。對于普通民事案件，審判人員可依據證據規則，結合邏輯推理及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進行分析判斷，而對于醫療訴訟，具有高度專業化和技術性的醫療職業行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難以判斷醫生診療的過程、細節是否科學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審判人員的認知范圍，正是基于此點，在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需要進行鑒定，但在面對不同的鑒定結論時，在法律沒有規定效力等級的情況下，審判人員難以分析采信，這樣似乎使整個案件又陷入了一種矛盾之中，給審判人員審理案件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三、打破二元鑒定體制，建立統一的醫療損害鑒定制度

　　(一)整合兩種鑒定體制。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與司法機構的醫療過錯鑒定各有優異，筆者建議可以結合《侵權責任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中有關鑒定制度的規定，將兩種鑒定方式進行整合，對醫療損害鑒定在機構設置、人員配置、技術標準、鑒定方法、鑒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統一明確的規定。建立擁有專職鑒定專家，擺脫衛生行政部門干預的中立的醫療損害鑒定組織，同時鑒定內容必須包括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過錯行為在損害后果中的責任程度等等。

　　(二)明確醫療損害鑒定結論應接受質證。盡管鑒定結論由醫學專家進行分析鑒定得出，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這種技術上的權威要經法庭認可，才能變

　　成法律上的肯定，否則，將鑒定結論直接作為定案依據，實際上是鑒定權部分代替了審判權。因此，鑒定人應依法庭傳喚，出庭參加法庭調查、質詢，這樣，可以通過雙方當事人的法庭詢問對鑒定結論進行有效的質證，從而為審判人員是否采納鑒定結論提供依據。在此，還可以引入專家輔助人制度。所謂專家輔助人制度是指當事人可以聘請醫學專家，協助其對鑒定結論進行質證，這對于缺乏醫學知識而對鑒定結論的質證處弱勢的患者方來說，能夠切實提高其質證能力，增加其對鑒定結論的認同感，以提高當事人對案件審理過程、審理結果的認同感，從而有效化解醫患雙方的矛盾沖突。

　　醫患關系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重要組成部分，妥善解決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審判人員在處理此類糾紛時，要樹立客觀、公正及合理的理念，綜合考慮醫患雙方的客觀情況，一方面要考慮到患者屬于弱勢群體，缺乏專業醫學知識和舉證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醫院的公益性和醫療事業的發展，以平衡醫患雙方的利益。在審判實踐中，還可以充分發揮調解機制的作用，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提高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結果的滿意度，有效化解矛盾，從而切實改善醫患關系，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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