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分層特點對教育公平的影響
關鍵詞：社會分層特點,教育公平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分層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先以先賦地位為主的分層模式逐漸被以后致地位為主的分層模式所取代，個人的社會地位越來越取決于后天的教育程度。接受什么類型、層次和質量的教育，都會影響到個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由于不同社會階層在家庭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異，對子女的教育需求和看法也就不同，不同階層的子女在教育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并進而影響到教育公平問題。這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本文探討了當前中國社會分層的特點及其對當前我國教育公平的影響，并提出對策和建議。
一、社會分層與教育公平
(一)社會分層的基本理念
所謂社會分層，既可以是一種社會現象，也可以是一種分析和研究社會現象，描述社會結構及社會不平等狀況的方法。根據社會學的規定，在這里把社會分層定義為“依據一定的標準，把社會成員劃分為不同層次的過程。或者，更詳細的說，社會分層是指人們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依據社會關系不同層面上的同一性而形成的社會層次結構。”社會分層所反映的是不同的社會層次結構對社會資源占有的差異，是縱向上對社會各階層劃分。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當代社會學家對社會分層的劃分標準主要包括按階級劃分、按收入或財富劃分、按權力劃分、按知識和技能劃分等幾種劃分方式。
(二)教育公平的基本理念
多年來我們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側重在教育作為人力資源開發，促進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的功利價值上，但教育還有一些更為基本和重要的功能。現代社會的教育，既是經濟發展的“加速器”、科技進步的“孵化器”，同時，由于它在社會流動、社會分層中所具有的“篩選器”作用，又被視為社會發展的“穩定器”和“平衡器”。教育公平不但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理想，而且，它之所以成為現代教育的基本價值，是因為教育具有促進社會平等的社會功能。
二、現階段我國社會分層的特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社會階層分化現象逐漸加劇，社會階層構成發生明顯變化。從總體上說，社會階層收入變化具有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迅速增長和高收入階層已經出現、中等收入階層人數迅速增加、貧困階層人口較多且收入增長緩慢，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有如下幾方面特點：
(一)貧富分化更為明顯，財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勢比較嚴峻。
從社會現實生活看，富人階層與窮人階層的現象也變得比較突出。改革以來的貧富財產和收入的分化是十分迅速的。而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資料：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10個國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倫比亞0.572，巴拿馬0.571，津巴布韋0.568，智利0.565，幾內亞比紹0.562。僅從基尼系數看，中國已經朝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的方向發展了。從社會現實生活看，富人階層與窮人階層的現象也變得比較突出。中國的富人在中國就業人口中雖然比例很低，但是，中國的特點是人口基數大，雖然是很低的百分比，卻仍然是一個人口巨大的群體。在中國的財富分層中，居于另一個極端的是貧困人口。2003年貧困人口總數為2900萬人，比2002年甚至還增加了80萬人。而且，這里測算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幣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幣，這在中國也是很低的標準。如果按照國際標準計算，則貧困人口的數目完全不是這個局面。按照國際標準，極端貧困的“赤貧”的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窮人的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這樣的標準計算，那么，中國西部12省農村的大部分人竟會被劃為貧困人口，因為，到2003年，中國西部12省農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幣2718.14元。
(二)貧富分化造成的“社會結構緊張”的局面比較嚴峻。
目前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已經比較嚴峻了，它會引發嚴重的后果，導致一系列的社會矛盾。社會學研究證明，貧富分化之所以威脅到社會穩定，是因為，分化造成了“社會結構緊張”，而結構緊張使社會關系處于敏感狀態，十分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在社會學中，最早提出“結構緊張”(structural strain)概念的是美國社會學家墨頓(Robert Merton)。墨頓試圖用這個概念解釋社會結構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會引發或造成社會問題。經濟上過大的貧富差距，富有階層與貧窮階層之間過大的反差，使得社會結構處于一種失衡的狀態。換言之，不是任何一種貧富分化都會帶來社會不穩定，只有當貧富差距太大了，其張力已經形成了結構緊張的局面，這時候，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這時候，矛盾容易激化，沖突容易發生。從這個角度看，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從0.434發展到現在的不低于0.5的水平，就是“結構緊張”的客觀證明，應該說是處于比較容易激化社會矛盾的狀態下。
(三)階層結構出現了定型化的傾向。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階層結構處于劇烈變動過程中，定型化的特點不突出。內戰、日本人的入侵、解放戰爭、土改、社會主義改造、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等等，造成中國各階層出現巨大變遷，以往的研究也證明，中國各階層之間的流動率是比較高的。
80年代初的改革以來，再次出現巨大變遷。這一時期社會流動的特點仍然是，階層之間的流動率頗高。從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國富裕階層產生和膨脹比較迅速的時期，原先經濟地位低下者后來躋身于富裕階層者比例較高。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經濟地位低下者進入富裕階層的比例明顯下降，富裕者來自同階層或臨近階層的比例上升。換言之，80年代，一個窮人想變為富人的話，機會還是比較多的，但是，90年代后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此種機會大大減少了。階層之間的界限逐漸形成，社會下層群體向上流動的比率下降，具有階層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漸形成。社會各個階層都開始形成一些作為本階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階層內部的認同得到強化。
(四)中產階層有所發展，但總體上比例還是較小。
近一段關于中產階層的討論比較多。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中產階層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確實起了重大作用，其意義不可忽視。中國中產階層與其他國家的中產階層還是有巨大差異性的，對于這種差異性筆者曾經撰文指出，西方新式中產階層的主體是由受雇人員構成的，而中國新產生的中產階層的主體是大批非受雇階層，如大批中小工商業層、獨立經營者階層。目前，中國中產階層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構成的。一是中國大陸中產階層中最為穩定的力量，即傳統的干部和知識分子階層。二是所謂“新中產階層”，這個階層的基本特征是：年齡比較輕，一般都具有較高的學歷，有新的專業知識，懂外語，會電腦，大多就職于三資企業、新興行業。由于該群體處于產業結構的高端，技術含量高，體制上又多屬于外資、外企，所以，收入上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三是效益比較好的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和其他經營比較好的企業、公司、單位的職工層。四是大量的個體、私營經營者。在農村里包括那些經營比較成功的富裕起來的階層，在城市里包括大批下海的、從事工商業活動的中小工商業業主、獨立經營者、中小公司經理等。中產階層的這個部分以上四部分人，有些是交叉的，比如專業技術人員就與“新中產階層”和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職工相交叉，所以，中國中產階層的總比例比上述四部分之和還要小一些，估計總數不超過中國就業人口的15%。
(五)階層利益的多元化與“碎片化”特點從上述對于中產階層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國中產階層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而是分割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
從上述對于中產階層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國中產階層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而是分割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其實，中國不僅中產階層，社會其他階層也出現了利益分割甚至利益碎片化的趨勢。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分化的過程，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從分化開始的，分化也具有某些正向的、積極的作用。過去人們以為，分化只能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其實不盡如此。我們知道社會分化如果是簡單的兩極分化，那當然是不好的，但如果社會分化是利益的“碎片化”，人們的利益是多元的，那樣，反而不容易發生重大利益沖突。
然而，最近的變化表明，社會階層、社會群體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為明顯了。其基本的趨勢是從過去的巨型、整體群體，分化為多元利益群體。在此，筆者試剖析利益分化的以下三方面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階層分化與身份群體交織在一起產生了多元利益群體。第二，戶籍、地域的差異與階層差異交織在一起，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特點。改革以后，雖然允許農民進城，但是戶籍制度并沒有弱化，在有一段時間里甚至還有所加強。第三個特點是體制的差異與階層的差異交織在一起而產生了多元化利益群體。近年來，在我國階層分化的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體制變遷和體制分化。
著名社會學家達倫多夫曾經認為，群體之間的各種利益差異越是相互疊加在一起，比如貧富的差異又疊加上種族的差異，群體之間的沖突就會越強烈，反之則會越減緩而中國目前的現實是，正如達倫多大所講的減緩的方面。由于社會利益結構朝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使得社會的多重利益交織在一起，而不是壁壘森嚴的裂痕型的分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階層利益的碎片化、社會利益的碎片化減小了社會震動，有利于社會穩定。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一方面我國的貧富分化很嚴峻，但另一方面，卻沒有發生巨大的社會不穩定。
三、社會階層結構對教育公平的影響
社會階層結構本身就是社會不公平的體現,表現為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不平等占有的關系。不同的階層擁有的權力資源、經濟資源不同,這必然會影響各個階層對教育資源的占有。
(一)各階層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影響若教育機會的均等
文化資源具有明顯的代際傳承性,而且越是精英的文化,其代際傳承性越強。教育是文化傳承的一種手段。父母的文化程度會直接影響其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和程度。研究表明總體來看,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擁有的入學機會就越多。我國各階層的社會成員所擁有的文化資源差異很大,這在很大層面上影響了下一代的受教育機會和水平
(二)各階層的職業職位差距擴大了教育機會的不平等
職位不同意味著地位不同、權力不同。家長的職業職位對教育入學機會有很大影響。教育公平受到權力的干擾,社會成員不同的職位形成不同的權利階層和利益階層,從而影響其在教育上的態度和能力,使得教育公平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扭曲。
(三)各階層家庭經濟收入差異的增大催生了更嚴重的教育不平等
各階層家庭經濟收入差異的增大,致使其教育消費方式不同。經濟條件優越的家庭子女能夠有足夠的經濟保障學業完成日益增長的教育費用會使低收入家庭承受過大經濟壓力,這必然會影響其子女對教育類型、程度的選擇。
(四)現有的社會分層提升了人們對教育會平的追求
社會分層具有促使人們奮發努力的積極意義由于社會資源對形成高層次的社會地位具有重要意義,而商層次社會地位對于占有社會資源尤其是社會稀缺資源更具有優越性,這會鼓勵人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積極努力、奮發進取,不斷提升社會地位。柯林斯認為,教育是社會各個集團為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為獲得經濟優勢、地位與統治權的社會斗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看出,越是復雜的社會分層,越能發底層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對教育公平的需求。
四、解決社會分層所帶來的教育不公平對策
社會分層是客觀存在的，它是一種社會功能，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大量研究表明，教育與社會分層密切相關，教育是社會分層的一種手段，教育影響著人們的職業，而職業是制約社會分層決定性的因素，職業的高低決定著人們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高低。當前，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各階層之間分化的差距擴大已成為客觀事實，但教育的不公平也加劇了社會的分化，這種分化會通過代際傳遞的方式一代代的傳遞下去，導致社會弱勢群體難以跳出這一循環。雖然由社會分層所帶來的教育不公平是客觀存在的，但我們仍然可以采取措施來縮小差距，促進教育公平。
(一)解決教育不公平現狀的最佳手段是給每一個接受教育的人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機會，使每個人在教育起點上能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尤其是使社會中下層不會因為家庭出生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輸在起跑線上。這是因為起點的公平對過程和結果的公平有著重要的影響。社會學研究表明，社會的穩定性和開放性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如果社會各階層之間缺乏或很少有流動性，個人通過教育不能向社會的中上層流動，那么這個社會將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教育的不公平現象很嚴重。相反，如果社會各階層之間開放性強，個人可以通過自己后天的努力實現向上層社會的攀升，那么這樣的社會就有助于縮小差距，實現教育公平。因此，給每一個人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是實現教育公平的主要渠道。
(二)發揮政府在教育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使教育公平程度不斷提高。但由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教育的投入是有限的，教育的城鄉差距、階層差距仍然很大，政府在教育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就更加重要。政府應該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在教育經費和教育資源投入上要更多的傾向于農村地區和落后地區，實現城鄉教育的一體化，使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條件。
(三)扶持弱勢群體，逐步實現教育過程公平。科爾曼指出“完全的教育機會均等只有當全部差別性校外影響消失時才能實現，由于差別性校外影響的存在，教育機會均等只可能是一種接近，永遠也不可能完全實現”。當前社會分化加劇，貧富差距明顯，不同社會資源的孩子享有的教育資源是不一樣的，即使是相同智力水平的孩子由于所處階層的不同，接受的教育也是不同的，基于出生背景決定的教育過程不平等是不公平的。政府應基于正義和公平的原則，從補償教育的教育，盡可能使政策向弱勢群體傾斜，向西部地區和貧困地區傾斜。把這些階層的利益作為制定政策的立足點，對其進行利益補償。只有多關注弱勢群體，實行補償教育，才能逐步實現教育公平。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傳統的以先賦地位為主的分層模式逐漸被以后致地位為主的分層模式所取代，教育在個人社會經濟地位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促使人們對教育公平有了新的追求。這種新的追求對于消除社會分層復雜化對教育公平的消極影響是有幫助的。分層標準的多元化和人格化使社會成員的權力、收入、聲望越來越取決于個人后天的受教育程度和努力程度，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更加頻繁，更加開放、合理。教育和個人社會地位的緊密聯系，反映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更趨于理性和良性發展，社會分層對于教育公平的影響，也只有在合理的分層條件上才有意義，它使全社會更加重視教育，關心教育的公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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