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研究邏輯演變思索論文
西方歷史哲學在“體系的時代”中形成了一種思辨的歷史哲學，在“分析的時代”中形成了一種批判的歷史哲學，又在后現代思潮影響下發展為一種“歷史的詩學”。雖然西方歷史哲學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歷史問題，但其不同形態的發展，展示了一個歷史思維不斷躍遷的邏輯過程。從歷史學到歷史哲學的“本質主義”追求從歷史認識的實際發生過程來看，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從對歷史現象的描述開始的。無論是一般的歷史認識主體（歷史中的人），還是特殊的歷史認識主體（歷史學家），往往都是通過對過去發生事件的描述來滿足我們對歷史的訴求。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歷史的哲學家們卻要求在歷史學家的純粹現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徑。究竟是何原因使這些哲學家們另辟蹊徑？
從歷史哲學產生的思想前提中，我們大概可以發現這個原因。因為在習慣于從整體出發的哲學家看來，作為描述經驗順序的歷史學不能揭示出歷史的整體格局，不能發現歷史之后的“隱秘”，即歷史發展的原因、目的與意義所在。在歷史進入人們研究視界之初，歷史總被認為是從屬于經驗研究的現象界所要討論的問題，而并不是哲學界要討論的問題至少在奧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當歷史被要求放入整體性視角下來理解的時候，作為現象描述的歷史學就顯得乏力了。黑格爾特別表達了對歷史的哲學訴求：“我們目前所研究的這種歷史，就是思想自己發現自己的歷史；而思想的情形是這樣，即：它只能于產生自己的過程中發現自己；也可以說，只有當它發現它自己時，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實的。”①
總而言之，歷史決不僅僅是一部娓娓動聽的敘事，它也應該成為思想的對象。因而，隨著歷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歷史哲學研究應運而生。就“歷史”這一概念來說，在很多語言中，它都基本包含兩種含義，其一是指歷史過程本身，即過去發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對過去發生事情的撰述。由于“歷史”一詞的雙重含義，人們對歷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維度，歷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視角也有所差異。一類歷史研究者對歷史故事感興趣，他們關心歷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動細節，并渴望使歷史人物在過去的場景中真實再現；另外一類歷史研究者的興趣則落到歷史本身上，他們主張以整體的視角看待過去發生的事情，認為只有在整體的視角下，歷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機才有可能被覺察到。這種研究路數形成了最初意義上的歷史哲學。這種要求從整體上對歷史的發展作出解釋的歷史哲學，聲稱能夠發現歷史發展的進程、動力、模式以及歷史的目的與意義等。如果按照卡爾?洛維特的理解方式，歷史哲學可以理解為是以普遍的原則使歷史事件獲得可理解的一種方案。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符合這種原則的歷史研究方式就僅限于思辨的歷史哲學。但隨著批判性的歷史研究發展，這種思辨意義上的歷史哲學由于其本身的超驗性被遺棄。其后，“分析的時代”中產生了歷史哲學的“認識論轉向”，在后現代語境里又產生了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西方歷史哲學范式轉換的內在矛盾與歷史思維從歷史思維的躍遷過程來看，思辨的歷史哲學，尤其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通過揭示“歷史理性的二律背反”等矛盾，顯示其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從而使機械論的歷史觀念相形見絀。但遺憾的是，思辨的歷史哲學由于其本身的弱點而只停留在對歷史的思想考察上，最終只能向我們提供一種先驗形式。在思辨的歷史觀念中，我們甚至不用考慮歷史的過去與未來，而可以從思想自身推演出歷史的發展模式。在歷史的思辨觀念中，歷史中的人僅僅是作為一種犧牲品而存在，在不見人影的歷史運動中，思辨的歷史哲學剝奪了歷史的屬人本質。不過，思辨的歷史哲學從誕生的那刻起就被認為是一個悖論。這是因為歷史哲學本身存在著一個邏輯上的問題：人類的歷史還沒有結束，我們如何得知歷史，尤其是我們的未來，必定要服從思辨的歷史哲學聲稱的統一原則？因而，思辨的歷史哲學的種種原則對實際的歷史來說就是獨斷的、片面的。于是，在二十世紀“分析的時代”下，歷史研究就發生了認識論轉向。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出發，在我們謀求認識歷史本身之前，勢必要弄清我們是怎樣認識歷史的。如果缺乏對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關系的考察基礎，缺乏對歷史認識主體的認識結構、認識能力的審查，那么歷史研究就是盲目的。因此，在批判哲學的啟發下，歷史研究要求對歷史認識進行認識論上的考察。沃爾什據此認為：“‘歷史哲學’實際上是兩組哲學問題的名稱，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
沃爾什稱前者為“思辨的歷史哲學”，稱后者為“批判的歷史哲學”。批判的歷史哲學專注于對歷史的認識論考察，其關注的重心不是事件本身的實際順序，而是以歷史為對象的認識機制，也就是說，批判的歷史哲學所關注的已經不再是歷史本身，而是歷史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批判歷史哲學的產生與發展顯示了歷史思維的成熟與深化，歷史認識論的批判在歷史研究領域中掀起了一系列“哥白尼式”的革命，作為“客觀”的歷史知識消解了。歷史知識不單單是史料的編排技術，它也是歷史認識主體意識形態的產物。在這種“哥白尼式”的歷史批判思維以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革命口號下，傳統歷史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同批判哲學一樣，在批判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的哥白尼”帶來的是“歷史的物自體”，真實的歷史隱退在一去不復返的黑暗之中，而成為一個“不可簡約的和無法抹掉的剩余物”。
因而歷史認識論的批判不僅未能確立歷史知識的合法性，反而使其陷入了更為嚴重的歷史認識危機之中，這個結果顯然有悖于批判的歷史哲學的初衷。當現代歷史研究遭遇空前危機之時，思考歷史的新思維要求另辟蹊徑。在結構主義與語言哲學的影響下，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發生了。這種“語言學轉向”的歷史研究以海登?懷特的新敘事主義思想為典型代表，新敘事主義要求重新審視歷史敘事的性質，把歷史敘事不僅應當作文本，當作語言修辭與編纂形式，而且還應當上升到方法論與認識論的角度來理解，即我們的歷史觀念取決于歷史敘述的語言形式。歷史思維解放的尺度：“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從思維的歷史性方面看，西方歷史哲學要么從非歷史的概念中構筑一種先驗的歷史體系，要么以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歷史，要么僅僅把歷史當作一種語言的虛構與修辭技巧。雖然其一再聲稱要擺脫現代社會中別無選擇的生存現狀與技術理性的邏輯，但其批判力度并沒有聲稱的那樣徹底。西方歷史哲學至此已經喪失了自身的開放性而走向了反面。在時代呼喚歷史理解的新思維之時，一種“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進入了歷史理解的視野，這就是馬克思開創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歷史唯物主義以不同于思辨性歷史哲學的方式探討了思辨的歷史哲學所研究的問題，即它探討了現實的人及其活動所形成的歷史規律、模式、進程以及歷史意義等問題，但歷史唯物主義所使用的不是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方法，它是以“通過人，并且為了人”的方式來研究歷史，從而使歷史唯物主義把思辨的哲學顛倒的歷史觀重新顛倒過來。“實踐觀念的思維方式”把歷史研究的兩個維度（即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同時歸入了現實的人及其活動的實踐體系中。從本體論上說，歷史的發展實現了客觀規律性和歷史主體的創造性的統一，使歷史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成為可能；從認識論的角度上來說，“實踐觀念的思維方式”把歷史認識的真理看作是在歷史主體的活動過程中來實現的，而不是僅僅限于在歷史學主體的活動過程中來認識歷史。歷史中的人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因此不存在一個抽象的、絕對的“歷史事實”與其“摹本”的對立，這也就消除了歷史認識論中不可思議的“歷史的物自體”。
“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歷史性的思維既是對傳統歷史思維的繼承又是對其的超越。它確立了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恢復了歷史學和歷史本身的尊嚴。在“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下，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有能力揚棄傳統歷史觀念中的非歷史的思維，也能去除自身思維的非歷史性，從而推動歷史思維的不斷躍遷，使一種非歷史的觀念被另一種新生的、開放的觀念所更替，使形形色色非歷史的歷史思維得以終結，從而表明了真正的歷史觀念與真正的歷史思維的發生乃是同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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