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風散文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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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紅毯之后【1】
楔子
妹妹被放下來，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腳肥肥白白的，站不穩。她大概才一歲吧，我已經四歲了!
媽媽把菜刀拿出來，對準妹妹兩腳中間那塊泥，認真而且用力的砍下去。
“做什么?”我大聲問。
“小孩子不懂事!”媽媽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說的，這樣小孩子才學得會走路，你小時候我也給你砍過。”
“為什么要砍?”
“小孩生出來，腳上都有腳鐐鎖著，所以不會走路，砍斷了才走得成路。”
“我沒有看見，”我不服氣地說，“腳鐐在哪里。”
“腳鐐是有的，外婆說的，你看不見就是了。”
“現在斷了沒有?”
“斷了，現在砍斷了，妹妹就要會走路了。”
妹妹后來當然是會走路了，而且，我漸漸長大，終于也知道妹妹會走路跟砍腳鐐沒有什么關系，但不知為什么，那遙遠的畫面竟那樣清楚兀立，使我感動。
也許腳鐐手銬是真有的，做人總是沖，總是頓破什么，反正不是我們壯碩自己去撐破鐐銬，就是讓那殘忍的鋼圈箍入我們的皮肉!
是暮春還是初夏也記不請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樓上去，蕭先生把一份契約書給我。
“很好，”他說，他看來高大、精細、能干，“讀你的東西，讓我想到小時候念的冰心和泰戈爾。”
我驚訝得快要跳起來，冰心和泰戈爾?這是我熟得要命，愛得要命的呀!他怎么會知道?我簡直覺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這樣賣斷了，扣掉稅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覺得吃了虧。
我興匆匆地去找朋友調色樣，我要了紫色，那時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簾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欞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書頁上，一段似夢的歲月，那是個漂亮的陽光日，我送色樣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樣，她是為朋友的書調色，調的草綠色，出書真是件興奮的事，我們愉快地將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給了那即將問世的小冊子。
“我們那時候一齊出書，”有一次康蕓微說，“文星宣傳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掛出來了。”
那事我倒忘了，經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奇怪的是我不怎么記得照片的事，我記得的是我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樓上，請他們給我看新書發售的情形。
“誰的書比較好賣?”其實書已賣斷，銷路如何跟我已經沒有關系。
“你的跟葉珊的。”店員翻冊子給我看。
我拿過冊子仔細看，想知道到底是葉珊賣得多，還是我——我說不上那是癡還是幼稚，那時候成天都為莫名其妙的事發急發愁，年輕大概就是那樣。
那年十月，幼獅文藝的未橋寄了一張慶典觀禮券給我，我臺灣去了。丈夫也有一張票，我們的座位不同區，相約散會的時候在體育場門口見面。
我穿了一身洋紅套裝，那天的陽光輝麗，天空一片艷藍，我的位置很好，運動會的表演很精彩，想看的又近在咫尺，而丈夫，在場中的某個位子上，我們會后會相約而歸，一切正完美晶瑩，飽滿無憾。
但是，忽然，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我想起了南京……
不是地理上的南京，是詩里的，詞里的，魂夢里的，母親的鄉音里的南京(母親不是南京人，但在南京讀中學)依稀記得那名字，玄武湖、明孝陵、雞鳴寺、夫子廟、秦淮河……
不，不要想那些名字，那不公平，中年人都不鄉愁了，你才這么年輕，鄉愁不該交給你來愁，你看表演吧，你是被邀請來看表演的，看吧!很好的位子呢!不要流淚，你沒看見大家都好好的嗎!你為什么流淚呢?你真的還太年輕，你身上穿的仍是做新娘子的嫁服，你是幸福的，你有你小小的家，每天黃昏，拉下紫幔等那人回來，生活里有小小的氣惱，小小的得意，小小的凄傷和甜蜜，日子這樣不就很好了嗎?
不是碰故園之思，它太強，不要讓三江五岳來撞擊你，不要念赤縣神州的名字，你受不了的，真的，日子過得很好，把淚逼回去，你不能開始，你不能開始，你不能開始，你一開始就不能收回……
我坐著，無效地告誡著自己，從金門來的火種在會場里點著了，赤膊的漢子在表演蛙人操，儀隊的槍托冷凝如紫電，特別是看臺上面的大紅柱子，直辣北地逼到眼前來，我無法遏抑地想著中山陵，那仰向蒼天的階石，中國人的哭墻，我們何時才能將發燙的額頭抵上那神圣的冰涼，我們將一步一稽額地登上霧鎖云埋的最高嶺……
會散了，我挨蹭到門口，他在那里等我，我們一起回家。
“你怎么了?”走了好一段路，他忍不住問我。
“不，不要問我。”
“你不舒服嗎?”
“沒有。”
“那，”他著急起來，“是我惹了你?”
“沒有，沒有，都不是——你不要問我，求求你不要問我，一句話都不要跟我講，至少今天別跟我講……”
他詫異的望著我，驚奇中卻有諒解，近午的陽光照在寬闊坦蕩的敦化北路上，我們一言不發地回到那紫色小巢。
他真的沒有再干擾我，我恍恍惚惚地開始整理自己，我漸漸明白有一些什么根深蒂固的東西一直潛藏在我自己也不甚知道的淵深之處，是淑女式的教育所不能掩蓋的，是傳統中文系的文字訓詁和詩詞歌賦所不能磨平的，那極蠻橫極狂野極熱極不可擋的什么，那種“欲飽史筆有脂髓，血作金湯骨作壘，憑將一臟熱肝腸，烈作三江沸騰水”(注)的情懷……
我想起極幼小的時候，就和父親別離，那時家里有兩把長刀，是抗戰勝利時分到的，鯊魚皮，古色古香，算是身無長物的父親唯一貴重的東西，母親帶著我和更小的妹妹到臺灣，父親不走，只送我們到江邊，他說：那把刀你帶著，這把，我帶著，他年能見面當然好，不然，總有一把會在。“
那樣的情節，那樣一句一銅釘的對話，竟然不是小說而是實情!
父親最后翻云南邊境的野人山而歸，長刀丟了，唯一帶回來的是他之身。
不是在圣人書里，不是在線裝的教訓里，我了解了家國之思，我了解了那份渴望上下擁抱五千年，縱橫把臂八億人的激情，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
隨便抓了一張紙，就在那空白的背面，用的是一枝鉛筆，我開始寫《十月的陽光》：那些氣球都飄走了，總有好兒百個罷?在透明的藍空里浮泛著成堆的彩色，人們全都歡呼起來，仿佛自己也分沾了那份平步青云的幸運——事情總是這樣的，輕的東西總能飄得高一點，而悲哀拽住我，有重量的物體總是注定下沉的。
體育場很燦爛，閃耀著晚秋的陽光，這時下月，辛亥革命的故事遠了。西風里悲壯的往事遠了……中山陵上的落葉已深，我們的手臂因渴望一個掃墓的動作而酸痛。
我忽然明白，寫《地毯的那一端》的時代遠了，我知道我更該寫的是什么，閨閣是美麗的，但我有更重的劍要佩、更長的路要走。
《十月的陽光》后來得了獎，獎金一千元，之后我又得過許多獎，許多獎金、獎座、獎牌，領獎時又總有盛會，可是只有那一次，是我真正激動的一次，朱橋告訴我，評審委員讀著，竟哭了。
我不能永遠披著白沙，踏著花瓣，走向紅毯盡處的他，當我們攜手走下紅毯，迎人而來的是風是雨，是風雨聲中惻惻的哀鳴。
——但無論如何，我已舉步上路。
圣誕之拓片【2】
圣誕節有一種無法言述的浪漫情懷，由于圣誕節的那種美法已逸出生活的常軌，以致回憶中的圣誕總是不十分真實——而且，圣誕節再來的耐候，你又老以為是第一次，似乎金鐘第一次交鳴，明星第一次放光……
曾有許多個圣誕，我急于將之制成拓片，那些零碎的片段常于我枯坐時寂然重現。
有一年，是圣誕節前兩天，我去上課，下了課很疲倦，照例倚在交通車的椅背上養神，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老教授，他看來比我更疲倦，事實上他的臉本身就是一種疲倦的形象，即使不上四堂課，也顯然己在每一記皺紋里刻鏤著人世的滄桑。活，大概是一件累人的他的臉疲倦得幾乎扭了形。
可是，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車開之后，我聽到一陣細微的歌聲，我瞿然回首，竟是他!那老教授，他閉著眼睛，安靜地哼那首醉人的法國圣誕歌《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他竟能哼得那么好聽，那歌本來就有一種介乎情歌和搖籃曲之間的溫柔，他的疲倦似乎一下就消失了，在他的蒼老的頭臉里，在高起的衣領間，有一種極安詳悠邈的神采，我驚住了，他竟有那么美的聲音。
他從哪里學到這首歌?北平?異國的小教堂?或從一個女孩的琴韻——在年輕時，我不敢問他，只摒著息一路聽他哼那首晶瑩清越如一列冰墜的曲子。
有一年圣誕，有位朋友問我：“你碰得見某牧師嗎，我有一筆錢，要在圣誕節捐給窮人的，你幫我帶給他好嗎?圣誕節都到了，我還是沒空拿去。”
我其實根本碰不到那位牧師，牧師住在郊區，但我仍然答應為他“順便”帶去。
那時候我的腳踏車還沒有掉，便跨上車，為他去送那筆錢，漸行漸遠，兩側只見稻田，我跳下車，看那收割后的空虛的土地，以及在微雨中打潮的稻草堆。
我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但那稻草堆忽然使我駐足不前，當年，當基督降世的時候，他所選擇的眠床不正是那一束干草嗎?
我俯下身撫摸那充滿泥土味的莖桿，基督曾把他自己送給貧乏的的人類，在一個神奇的星夜，卑抑地睡在馬槽的干草上，那么，我在小雨的黃昏去代送一筆錢給窮人，又算什么呢?
那天回家時，我全身都濕了，但心中充滿溫暖。
又一年，我去輔大演講，講完了，暮色已深，我急著打一個電話，于是轉到理學院去找電話。
理學院沒有開燈，整個浸沉在天地間的蒼茫里，只有一顆巨大無比的旋轉圣誕矗立在人口處，腳燈將樹影投向極高極高的屋頂，我一時以為走進了一則神話。
細碎可愛的音樂，給人一種現世的喜悅，我久久不能離去。
那大學我以后又去過很多次，我始終不愿白天去看那理學院的前廳，我不愿那里對我而言降級成為一個“地方”，我要它一直是我夢寐中的“境域”。
我有一個朋友是個混血兒，他的母親是一位嬌巧的德國南部褐發褐眼的女孩。十歲那年，他的外婆病了，他的母親回歐洲，緊接著，1940年歐戰開始，他的母親再不能回來。
她逃難，騎著一輛破腳踏車，什么隨身之物都丟光了，卻仍然固執地、無望地留著兩個兒子的證件，離亂的歲月延展，她的婚姻終于不得不結束，她流浪到美國，在醫院里找了個工作，另結了婚。
1954年，那孩子二十五歲了，奉派到美國接受噴射機的訓練，那年冬天基地放了圣誕節假，他從美國南部坐上飛機轉巴士再加計程車，去千里外的俄瑞崗尋他十五年前的母親。
十五年過去了，進行的戰爭結束了，婚姻結束了，而在異國的圣誕夜，神話似地，母子仍是母子，門開時十五前的親情仍是親情，母親給他一襲白色的套頭毛衣。
那故事已經甘二年了，但奇怪的是那一夜的歷程，說的人和聽的人都不能忘記。
自從那年決定在圣誕期間演戲，我已很久不再在家里布置圣誕樹或買圣誕燈了，演戲是使人覺得一種虛脫的興奮和疲倦。我甚至沒有力氣回圣誕卡，一曲戲應該是一盒最大的圣誕禮物，其中有我和我的朋友所能付出的一切。
那年圣誕節，孩子睡了，我在整理一件演員的衣服，大門不知為什么沒關好，三個女孩子走進來。
“我們沒有事。”其中一個說“只是圣誕夜想來看創你。”另一個說。
還有一個似乎連話也沒有說。
我一時愣住，根本也不知說什么。
可是安靜的夜，沉沉地伸出手來把我們圍住，沒有人說明，可是被說明的東西卻很多。我了解她們的善意，我覺得她們也了解我的。
然后，簡直有點像故事，她們又走了。我很欣然，又很惆悵，每想以她們的時候，也是覺得又近又遠，像一首老歌。
接到馬的卡片很為之激動，卡片是自制的，上面有一兩枚楓葉的拓片，楓葉摘自他們八年前的蜜月旅行，美麗的脈絡在拓片上仍歷歷分明，簡直是一方“天地有情的印石。
我其實和他總共沒說過幾句話，他送我們卡片是因為看到我們所寫的《另一半的描述》，他說：“愿天下眷屬俱有情如斯。”
我愛那張卡片，我愛那紅楓的拓影，以及贈卡的那一家人，以及普天之下所有的“有情”。
我也急干將記憶中的圣誕錘為拓片，讓那些故事的纖維一絲一縷地展現在歲暮時松柏的芬馨中。
大音【3】
大音希聲，大象希形——老子
他曾經給我們音樂，而現在，他不能再給我們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聲律，真正震撼人的巨響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給我們音樂。
他是史惟亮先生。
對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種傳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在東北——那神秘的、悲壯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從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這樣純潔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國學音樂，是作曲家，是音樂理論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樂圖書館，他還不時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謠……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臺劇(嚴子與妻》給他。不久，我跟他打電話，他的聲音異樣地柔和：“我好喜歡這劇本，寫得真美。”
作為一個劇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給你贊美也可以給你鞭笞，我早已學會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贊美不同，我激動地抓緊電話筒。
“我可以幫得上什么忙嗎?”
我正不知如何開口，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說了。
“我對配樂的構想是這樣的，我認為戲劇是主，音樂不可以喧賓奪主，我希望觀眾甚至沒有發現到音樂——雖然音樂一直在那里，中國音樂向來就不霸道的。”
他的話雖說得很簡單，但是我還是覺得驚奇，讓一個藝術家做這樣多的讓步，在別人少不了要經過跟對方的辯論，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后才得到協調。而在史先生，卻是這樣自然簡單。
秋意更深時，他交出了初步的錄音帶，那天舞臺和燈光的設計聶光炎先生也來了，負責視覺效果的和負責聽覺效果的開始彼此探索對方，來作更進一步的修正。
“真謝謝你，藉著這個機會我倒是想了許多我從前沒有想過的東西，對我很有用。”
——他總是令我驚訝，應該致謝的當然是我，可是他竟說那樣的話。似乎有人批評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卻是異樣的謙遜。
劉鳳學先生知道史先生答應配樂，很感奇怪：“他暑假才動過大手術的。”
“手術?”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癥。”
不，不會的，不是癌癥，一定什么人傳錯了話，他看起來健康而正常，或者那東西已經割除了，總之，癌不該和他有關系，他還有許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總是微笑，他的牙齒特別白，特別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種歷經歲月和憂患的滄桑的美，鼻以下卻是一種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癥病人。
他把配樂都寫好了，找齊了人，大伙兒在錄音室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才算完成。
他對導演黃以功說：“大概是我們最后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聽，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還糟，醫生根本沒有給他割毒瘤，他們認為已經沒有辦法割了，醫生起初甚至沒有告訴他真實的情形，但他對一位老友說：“我已經知道了，我在朋友們的眼睛里看出來。”
——聽了那樣的話我很駭然，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時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沒有調整好，即使是欺騙，我也必須讓他看到一雙快樂的眼睛。
十一月，我們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遠從北投趕到華視攝影棚，那天他穿著白底藍條襯衫，藍灰色的夾克，他有一種只有中國讀書人才可能有的既絕塵而又舒坦的優美。
為了等別人先攝，我們坐下聊天，他忽然說想在兒童節辦一次兒童歌舞劇的演出，他說已找了四個學生，分別去寫兒童歌舞劇了，那天我手邊剛好有份寫給小女兒的兒歌，題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桃花瓣兒在風里滑滑梯，小白魚在波浪里滑滑梯，夏夜的天空是滑梯，留給一顆小星去玩皮。
荷葉的綠茸茸的滑梯，留給小水滴。
從鍵盤上滑下來的是，朵、瑞、咪、發、梭、拉、提;從搖籃里滑出來的是，小表妹夢里的笑意。
真的，真的，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為高興，問我還有多少，他說可以串成一組來寫，我也很興奮，聽到藝術家肯屈身為孩子做事，我總是感動的，我后來搜了十幾首，拿去給他——卻是拿到醫院里給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氣昂楊，仍然笑得那么漂亮：“每一首都可以寫，我一出去就寫，真好。”
后來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我，他說：“醞釀得久些，對創作有好處。”
他還跟我談他的歌劇，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寫好，倒是很像《繡襦記》里的鄭元和成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敘述一個讀書人在一場賣唱人的競歌中得到第一，結果眾賣唱人排擠他，他終于在孤單的、不被接納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參悟生命究竟是什么，可惜中間這段的歌詞部份(其實不是歌詞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還想不到較好的處理方法，他提到這出未完成的歌劇有一點點惆悵，他說：“在國外，一個大歌劇應該是由一個基金會主動邀請作曲家寫的，那樣就省力多了。”
他說得很含蓄，而且也沒有抱怨誰，在所有的藝術家中，作曲家幾乎是比劇作家更凄慘的，他必須自己寫，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并且負責演出(事實上，目前連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沒有)一個歌劇連管弦樂隊動輒百人以上，哪里是一個教員所能負擔的，他的歌劇寫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傷的事。
在醫院里，他關心的也不是自己，圣誕節，榮總病房的前廳里有一株齊兩層樓高的圣誕樹，他很興奮：“我跟醫院說，讓我的學生來奉獻一點圣誕音樂好不好，可惜醫院不答應，怕吵了病人。”
談到病，他說：“知道有病，有兩種心情，一種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應該做的事做完，一種反而是輕松——什么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檔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靜，深邃，你跟他談話，他讓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顯然地，他還有另一個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隨和從眾，可是你又同時感到他的孤獨。
鉆六十對他根本無效，化學療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惡化，有一次他說：“要是我住在一個小地方，從來不知有現代醫學，也許我會活得久些，其實那東西回想起來，我在馬德里就有——我的身體有辦法把它壓在那里七八年，想想，前幾年我不是還滿山遍野地跑著去找民謠嗎?”
我喜歡他說自己的身體機能可以把癌癥壓抑七八年的那種表情，他始終都是自信的。
《嚴子與妻》上演了，他很興奮，把我們送他的票都送給了醫生，卻自己掏錢給孩子買了票，我們給他一萬元的作曲費，他也不收，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錢這回事，你們可以奉獻，我也奉獻吧!”
他向醫院請假要去看戲，院方很為難：“讓我去，也許是最后一次!”
他到了，坐在藝術館里，大家都動容了，在整個浩瀚的宇宙劇場中，即使觀眾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們的演出就有了價值。
幕落了，我們特別介紹了史先生，他在掌聲中站起來，趕到后臺和演員握手，演嚴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劇場原是最熙攘也最荒涼的地方，所有的聚無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終歸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說：“演員的壓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員，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氣!他從不叫一聲苦，倒像生病的是別人，連醫生問他，他也不太說，只再三致謝——而其實，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著，故作輕松地說：“我不起來，我有點‘懶’。”
他不說法舒服，只說“懶”，我發現他和探病者之間總在徒勞無益地彼此相騙。
由于醫學院教書，我也找話來騙他，“有一個教授告訴我兩組實驗，有兩組老鼠，都注射了肺結核，但第二組又加注了腎上腺，結果第一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組老鼠仍然很興奮，爬上爬下的活動。”
“對，”他很高興，“我就是第二種老鼠。”
我也許不算騙他，我只是沒有把整個故事講完，實驗的結果是第二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來，才發現整個肺都已經爛了——那些老鼠不是沒有病，只是在體內擁有一些跟病一樣強的東西。
戲演完后，照例的尾聲是挨罵，我原來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慣了罵，頗能了解它是整個演出環節中必然發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來安慰我：“別管他們，我這兒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說好話的。”他竟來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開始用氧氣了。
他開始肺積水了。
也不知是誰騙誰，我們仍在談著出院以后合作一個Cantata(清唱劇)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說：“我希望來幫你忙。”
其實，我對Cantata的興趣不大，我只是想給一個瀕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給他看，但那是蘇武在冰天雪地中面臨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氣血翻涌，以致不能靜心養病，矛盾了很久遲遲不敢出手，而現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為《血笛》。
我的血是最紅最熱的一管笛最長最溫柔的笛從頭顱直到腳趾蜿蜒的流繞我淙淙的愛給你我的中國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最雄肆最悲傷的鼓從太古直擊到永恒焦急的獻出我熊熊的愛給你我的中國也不知算不算春天，榮總花圃里的早櫻已經凄然地紅了，非洲菊竄得滿地金黃。
有一天，司馬中原打電話來問我他的病房，他說華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騙我們，我們騙他了。”我傷感地說。
“本來就是這樣的——要是我有這一天，你也騙我吧!”我感到一種澈骨的悲哀，但還是打起精神為他烤了一塊西式蝦糕托司馬送去，事后他的女兒告訴我：“爸爸只吃了幾口，他說很好吃。”
就那樣幾句話，我已感到一種哽咽的幸福。
記得有一次我去臺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趙先生(《滾滾遼河》的作者)，趙太太在席間忽然說了一件從來不曾告訴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連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時候，史先生要出國學音樂，老朋友都知道他窮，各人捐了些錢，趙先生當時是軍醫，待遇很低，力不從心，但他還是送了一份錢——那是賣血得來的。
事隔二十年趙先生只淡然地說一句：“我賣血倒是很順便，我就在醫院做事啊!”
有一個朋友肯為你賣血當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過來說，能擁有一個值得為之去賣血的朋友，他活著，可以享受你的奉獻，應該是一件同樣幸福的事。
“他們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軒在電話里談起，他說，“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觀光飯店餞行，指定喝某個年份的白蘭地，談某某人的居留權，誰能了解那個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過洗，他一直不是那種打卡式的標準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嚴謹，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幾人，在內心深處，他比誰都虔誠都熱切。
他初病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他，附了一篇祈禱文，我沒有告訴他祈禱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慣于把自己的意志強烈地加在別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樂，他說：“那篇祈禱文真好，我已經照那樣析禱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要兒子給他買一本筆記簿，那篇祈禱文抄錄在第一頁上：上帝，我是一個渺小的人但仍然懂得羨慕你的偉大上帝，我是一個常犯錯的人但仍然渴望去親近你的圣潔上帝，我是一個脆弱的人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贖的愛上帝，我的生命短暫如一聲嘆息但永恒在你上帝，我不知何所歸依，如風中一葦，但看見你，弱草亦化為蘆笛上帝，別人只能看見我昂然站著的身影你卻窺見自內心深處向你膜拜的我我趁香港開會之便買了個耶路撒冷的橄欖木做的十字架送給他，木紋細致古拙，他很激動地抱在胸前，摩挲著，緊按著，那一剎間，我覺得他握著的不是一個小禮物，而是他所愛的一個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負著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謝，說我給了他最貴重的禮物——其實和他所贈給我的相比，我什么都沒有給他，他給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擲的光和熱，我無法報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誼，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愛過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時50分，他閉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卻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個“人”的歷程。
《嚴子與妻》的配樂，并非他最后的絕響，因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時仍琤琮，真正的歌聲是板盡處仍繚繞，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樂家的典型，是無聲的大音，沉寂的巨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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