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農村發展瓶頸演講稿
8月10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加快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到2008年，在全國農村基本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繼減免農業稅后，這一政策取向并不僅僅是另一項簡單的“政策利好”，而是有著更深刻的制度含義。
能否保持農業和農村發展已經出現的好勢頭，當然取決于要堅持對農民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繼續實行近幾年行之有效的各項政策。但是，對農民減免稅收和實行生產或收入補貼，畢竟是一種短期而有限的措施。要從根本上遏止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必須盡快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機制，建立起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
我國農村的落后是長期形成的，全國人口的大多數至今仍然生活在農村。因此，扭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必將是一個長期過程。隨著近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明顯提高，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條件正日漸具備。目前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按此要求，突破制約農村發展的瓶頸，至少應在幾個方面加快推進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以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機制。
一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劃。這不僅要協調城鄉經濟社會的各項發展指標和建設項目，更要切實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從2004年的情況看，我國農村的固定資產投資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6.34％，比2000年下降4個百分點；各級財政的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5.89％，比2000年提高1.06個百分點；在各金融機構的*款余額中，農業*款占總額的5.55％，比2000年提高0.63個百分點。不難看出，近年來財政支出和信貸資金投放的結構，確已開始出現向農村傾斜的積極變化；但就總體而言，它與農業在GDP、農民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仍然是極不相稱的。
二要統籌城鄉市場尤其是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發展，加快形成城鄉統一、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1990年，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中，來自家庭經營和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分別占75.56％和20.22％；而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上述兩方面的比重，已變化為分別占59.45％和34.0％。這表明，就業結構和收入來源的變化對農民的收入增長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快速推進的城鎮化，無疑應當為農民提供更多、更便利、更公平的轉移就業機會。
三要統籌城鄉基礎設施的建設。總體來看，農村生產發展、農民生活提高受基礎設施瓶頸制約明顯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僅就生活用品而言，2004年每百戶農民所擁有的彩色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和空調機分別比城鎮居民少58.3臺、72.4臺、58.6臺和65.1臺，普通電話機和移動電話分別少41.9部和76.7部。農村基礎設施不足，也是制約農民增加購置和使用這些消費品的一大因素。因此，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具有直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作用，也能為帶動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
四是統籌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2003年全國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613.9萬人，其中農村367.1萬人。按戶籍計算，城市納入低保者占總人口的6.33％，農村只及0.39％。由于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土地被征收和流動進城的農村人口與日俱增，農業戶籍人口基本依靠農村集體組織和家庭提供保障的傳統方式，已難以適應當前的新情況。因此，必須加快建立既符合國情、又統籌考慮城鄉的社保體系。
最后但是極為重要的一條，是統籌城鄉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城鄉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的差距更甚于城鄉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差距，這已成為人們越來越關注的一大突出問題。2003年，農村小學畢業生占全國的67.17％，中學畢業生只占全國的40.15％，其中高中畢業生僅占全國的10.43％；而城市（不包括縣鎮）這三類畢業生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14.02％、21.11％和36.93％。據衛生部門統計，我國2004年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張，其中城市平均千人有3.67張，農村只有0.76張；城市醫院平均每張病床占有8.8萬元醫療設備，農村僅為1.1萬元。
同時，農村的發展還必須解決自身的特殊問題。在堅持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要深化改革，加快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政府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業也必須轉變生產方式，走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發展道路，加快建設現代農業，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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